唐人形成尚法的时风，行书发展远不如楷盛。仉书法艺术毕竟足个人的创造，尽管唐尚法严重，却无法遏制个体情欲的喷发。行书因其实用和审美的双重价值，并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，在唐代不仅为书家们所自觉地运用，差不多所有善楷书者亦都兼善行书，而且由于时代审美观念和书家审美情趣的变化，行书艺术得到r创造性的发展。在唐代，行书发展存有两种趋向：部分书家沿袭“大王，轨迹，结合唐人书法，创作着较为“规范化”的楷行书，如欧阳询、虞世南、褚遂良、陆柬之、李邕等人。其书风收敛胜于放纵，均属流姿媚、雅秀和悦的“大王”书风。另有一些书家，则进一步强化了‘小王”强烈的“超逸优游”的革新意识，作着大胆的创造。中唐颜真卿行书在其独创的颜体楷书的影响下，以及在其师张旭，其友怀素的狂草风格熏染下，又于行书．体开一代新风，带来了行书发展的第二次质的飞跃。若对照鉴赏工羲之行书和颜真卿行书，不难发现，大王行书用方势笔法，隶意十足；而颜体行书，用圆势笔法，带篆籀气。前者动态程度小于后者，明显可作“楷行”和“草行”之分。颜真卿在他的《自书帖》中曾说道：“自南朝以来，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及，其小子斯道大丧。”此语町作我们审视颜体行书的导语。其行书代表作品主要有“祭侄文稿》、《争座位帖、《刘中使帖》等。其中祭侄文稿》尤为突出，和王羲之“兰亭序形成强烈对照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二行书”。